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深化产教融合是高职院校培育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必然要求。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着政策合力尚未形成、体制机制尚需完善、因组织性质不同校企难以达成合作“共同愿景”等问题。需要通过形成政策合力、完善合作利益长效机制、探索多样化合作形态等途径推进校企命运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职业院校；校企命运共同体；建设路径

“共同体”（德语Gemeinschaft）一词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年马克思的论著《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以及年费迪南滕尼斯的论著《共同体与社会》，后者认为“共同体”不仅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还包含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待特定社群的共同认同感与归属感。20世纪20年代，“共同体”被美国社会学家翻译为英文词汇Community，随之出现诸如“国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新的阐释。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到“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此后，“命运共同体”概念在我国一系列重大场合被反复提及。在现有关于“校企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中，叶鉴铭基于友嘉机电学院的实践，探讨了“校企命运共同体”内涵，认为是一种“政府、高校和企业三方以合作共赢为基础，以协议形式缔约建设的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利益实体”，并具备“共同愿景、共同组织、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特征。田红磊等分析了“校企命运共同体”视角下，职业院校的主体责任以及落实主体责任的有效措施；詹华山、黄蘋、辛宪章等对我国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共同体的逻辑主线、内涵特征以及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路径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陈述。已有研究对于深化“校企命运共同体”理论及实践具有重要价值。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顺承校企合作及产教融合的发展脉络，进一步探索构建兼容“根植区域、面向产业”的“校企命运共同体”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

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深化产教融合是高职院校培育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必然要求，也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4号）提出，“厚植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社会环境，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随后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5号）文件中，对“校企命运共同体”进行了更进一步地阐述；《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年）》（教职成〔〕7号）也将深化产教融合、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作为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大力培养德技并修技术技能人才的大背景下，诠释职业院校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蕴，剖析新时代高职院校“校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困境，探讨高职院校推进“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路径，对职业院校更好地服务地方产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提升校企合作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时代意蕴

1.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是深入推进产教融合的现实需求。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院校的基本办学模式，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口红利”及资源能源的优势均已发生根本转变，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以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与技术创新为支撑。但目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仍然存在校热企冷、合作形式单一、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阻碍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深入发展。推进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为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范式。相比于以往“校企合作”的话语，校企命运共同体更加强调校企双方基于人才培养的利益认同与自主合作的共存方式，是职业院校与企业共谋创新发展的融合体。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需要校企双方基于对“校企合作”需求基本认知的基础上，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纵深发展，既强调校企双方要在人才培养及产品研发等多维度展开深度合作，又强调双方的合作不能仅仅止于单一化的可见利益，要在合作的价值认同及意愿共识上寻找深层次的合作交汇点。

2.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是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最为紧密，“职业”与“教育”的跨界属性要求职业院校办学必须紧紧围绕行业企业需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则明确提出要“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突出职业技术（技工）教育类型特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因此实现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化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服务、团队建设、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合作。校企命运共同体为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能与保障。一方面，企业深入参与职业教育能帮助院校在办学过程中更好把握产业需求，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置、课程标准、考核认证等方面更具针对性，并且企业与院校共享资本、知识、技能、设备等要素，能够提高职业院校的企业资源集聚能力，从根本上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另一方面，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可以促进职业院校更加主动地适应企业转型发展需要，为企业提供高素质人才和技术创新服务，促进教育链和产业链的对接，实现高质量发展。

3.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是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产业转型升级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演进。在这一过程中，“人口红利”“工业化红利”及资源优势逐渐弱化，人力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企业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加快技术创新和技能提升，助推产品研发与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明确提出，高职院校要“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对接科技发展趋势，以技术技能积累为纽带，建设集人才培养、团队建设、技术服务于一体，资源共享、机制灵活、产出高效的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平台，促进创新成果与核心技术产业化，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是“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的重要内容，对打破职业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壁垒，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实现知识的生产、传播与转移，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作用。

二、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困境

“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本质上是职业教育生态体系的转型与重构。目前，建构“校企命运共同体”还面临政策合力缺乏、体制机制不完善及组织性质差异导致利益分歧的现实困境。

1.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政策合力尚未形成。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需要完善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加以保障，使职业院校与企业真正形成一体化发展的共同体组织。目前，我国校企合作相关的政策、法律支持体系还不完善，校企合作机制不健全、缺乏制度标准，学校在办学中灵活性不足，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还需要在政策层面形成合力。一方面，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还需要在国家宏观政策与地方具体执行措施上形成良性互动。当前国家层面关于校企合作的政策文件已相对丰富，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对职业院校与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权利、责任、义务等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校企合作的基础、需求差异较大，落实这些原则性规定还需要各地发挥主动性，结合实际需求推进政策创新。各地在推进国家政策落地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如何结合地方实际，在落实鼓励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扶持优惠政策，健全校企合作开展人才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科技服务与成果转化的相关政策制度，完善企业高技能人才参与育人、研发等的激励补助政策等方面都需要加强政策创新，以完善促进校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校企命运共同体需要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形成合力。现有关于校企合作的政策制定主要以教育部门为主导，个别政策由发改委等部门主导，而校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还涉及人社、财政、经信、科技、税务等多个部门。相关政策往往因为缺少各部门的支持或支持力度不够而难以有效执行。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多个文件均提出要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遇到组织、人社、财政、教育、经信、科技等部门对公办职业院校的政策束缚，如“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后可能致使职业院校既无法适用针对公办院校的法规和政策，可能面临国有资本流失和审计困境，又可能因其含有国家财政性经费的参与而不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院校的定性，处于“非公又非民”的尴尬地位。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亟需进一步加强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政策整合，形成政策合力。

2.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体制机制尚需完善。在职业院校与企业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合作机制不健全、保障机制不完善等也制约着合作的深化。首先，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的办学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联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职业院校多由行业部门或国有企业举办，校企合作在行业或企业组织内部即可解决。而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职业院校多由教育主管部门主办，职业教育职能从行业部门、国有企业剥离，校企合作的组织基础逐渐弱化、丧失。如何重构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校企合作体制还在探索之中。其次，学校、企业层面具体合作工作机制不够健全，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如学生实习岗位、课程标准编写、师资配备等校企对接存在错位；职业院校往往希望企业提供有技术含量的关键技术岗位，而对企业来说，关键技术岗位必须确保操作者为熟练人员，通常让学生接触技术含量低的生产岗位。同时，职业院校希望企业的高技术人才参与课程设计、指导学生，而相关人员往往处于企业关键岗位无法将大量精力用于学生指导等。再次，校企合作模式还需进一步创新突破。当前校企合作有多种模式，但各种模式在合作深度、合作成效上都还有待创新突破。以合作较为紧密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为例，其在机制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如还缺少针对现代学徒制的教学标准和评价标准，主要依靠各校自身需求，“一企一策”“一校一策”，缺乏以行业的质量标准评价学徒的培养质量，难以保障人才培养的规范性。现代学徒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分担，企业如何获得政府的支持补助，学徒作为“准员工”的相关工伤保险和待遇问题等有待在政策上进一步明确。由于校企合作体制机制不完善，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合作大多停留在浅层次，合作内容主要涉及设备、场地、人才等资源互换，校企双方深层次合作涉及的利益共享机制、分配机制、调节机制还不完善，与校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3.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愿景尚有分歧。职业院校与企业的组织性质不同，使得二者的组织目标各不相同。院校具有“育人导向”和“非营利导向”的组织特征，开展校企合作的最重要目的是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而企业的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和利润最大化，开展校企合作最重要的目的是获得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以及为其带来技术革新，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二者的组织目标与愿景的天然差异性导致校企难以深度融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能否以最优的成本从院校获得促进其生产和发展的优质人力、物力及信息资源，决定了校企命运共同体的紧密程度。如果企业可以低成本地从市场获得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服务，那么就不可能以更高的成本为代价与职业院校进行深度合作，也就不可能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或共同体的组织模式。当前，在企业利益补偿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如果职业院校缺乏高质量的服务企业的能力，所提供的技术技能人才与技术服务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那么，与企业的合作只能是一种松散非紧密型的合作关系，也就很难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三、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路径选择

突破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困境，需要政府、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的共同努力，要探索创新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路径。

1.加强顶层设计，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政策合力。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制度的顶层设计。首先，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需从完善国家和地方技能形成体系的视角出发，从构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角度着手，不断完善政策体系，明确政府、院校、企业以及其他相关组织的职责和义务，为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做好顶层制度设计。其次，加强政府各职能部门相关政策的沟通与衔接，形成推进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政策合力。在国家整体政策框架的基础上，认真梳理教育、财政、金融、土地、税收等多个领域的校企合作政策，使各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能够相互配合，形成合力；要完善投融资和财政等配套制度和工作机制，从财政、金融、土地、人才引进、培养经费等多个方面构建流畅的运行机制，剔除阻碍企业和职业院校深度合作的各种门槛障碍。再次，推动地方校企合作政策创新，让校企命运共同体在地方政策的支持下“落地生根”。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必须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结合当地职业教育和企业发展实际需求，创新落地政策。如为促进校企深度合作，宁波市政府基于当地职业院校和企业发展实际，于年出台全国第一份校企合作地方性法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年，又对条例进行较大修订，条例在国家对校企合作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做出诸多创新性规定和激励措施，引导、支持企业深入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鼓励行业企业参与职业院校办学，鼓励校企之间建立师资人才的双向融通渠道，促进双师型队伍建设，调动了企业（尤其是行业龙头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的积极性。

2.强化利益纽带，完善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长效机制。校企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职业院校与企业紧密联系、共生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利益共享是校企命运共同体建立的纽带和合作的逻辑起点，因此要对校企命运共同体不同类型的利益主体进行分析，明确其权益诉求，以利益共享为中心建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首先，要明确校企命运共同体各方的利益诉求，建立利益驱动机制。职业院校是校企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其权益诉求是获取教育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学生创造就业创业机会，提升办学综合实力。企业是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核心要素，其权益诉求主要在于获得技术技能人才支持、技术支撑和提升企业员工人力资源素质。在建设校企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职业院校要以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为核心，充分考虑企业的利益诉求，以利益共享为核心，构建校企双方均能受益的利益驱动机制。其次，政府要加强政策供给，完善利益补偿机制。校企合作中，企业要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投入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但由于企业参与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周期较长，企业难以获得及时利益。这就需要政府加强政策供给，构建企业利益保障和补偿机制，通过财政、金融、税收、土地等多种优惠手段对企业利益进行补偿。再次，建立地方性校企合作仲裁调解机构和渠道，完善校企利益冲突调节机制。校企合作过程中，校企双方往往会发生利益冲突问题，地方政府或行业组织通过建立合作调节机构或组织，如理事会、联席会议等，畅通多方交流渠道，协调解决利益摩擦和矛盾，推进校企命运共同体建设。

3.创新合作形式，探索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多种形态。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要求职业院校与企业在国家宏观政策及体制机制框架下，立足于区域产业及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丰富共同体纽带，创新共同体构建的形态与形式。一是打造人才培养共同体，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校企双方对接需求、联合培养，推进双主体育人的现代学徒制，校企共建共享程度高、专业化的实习实训基地，打造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共同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二是构建技术创新共同体，校企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共同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校企共同建设产品研发、工艺改进、技术推广和成果转化的技术技能平台，助推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工艺改进和产品升级，提升企业的技术竞争力。三是共建社会服务共同体，校企对接各自资源和优势，面向学生、企业职工、社会人员开展“1+X”证书培训、技术技能鉴定、职工继续教育等服务，使学校和企业真正成为“目标共同、资源共有、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四是在多样化合作的基础上，拓展形成目标共建、人才共育、利益共赢的“职教集团”“企业大学”及“产业学院”等命运共同体。同时，校企双方要根据合作需求，不断调整合作模式，将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深层次推进。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于年开始与亚洲最大的注塑机企业海天集团合作，年，海天集团向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捐赠万元资金和价值多万元的实训设备，校企共建企业冠名的二级学院——海天学院，创新“人才共育、就业共担、资源共享”的校企合作育人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年，双方共同开展现代学徒制育人试点，成为教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年，为进一步回应企业的人才需求，双方共建由海天集团举办、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协助管理和运营的“海天大学”，将合作从企业共同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发展到学校帮助企业全面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素质，从局部、个别、零散的合作上升到整体、全面、全过程的合作，推动了命运共同体向高级别、深层次发展，成为校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典型范式。

构建共生共长、共赢共享的校企命运共同体既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必然选择，也是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完善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形成政策合力，完善利益共享机制，创新共同体建设形态，是推进校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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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晓波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年第5期第98-页